人口预测屡次放炮错得离谱

 

本文原标题为:人口预测屡次放炮错得离谱 翟会长为何能平步青云

本文原作者:唐僧

他是一个传奇,为阻碍二胎政策,屡次进行放炮,进行恐吓性人口预测,他曾因预测二胎峰值4995万而走红,载入史册,他每次都错得惊天地泣鬼神,但这并不影响他步步高升,他就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,著名砖家翟振武。

01特约监察员翟振武

2018年12月17日,国家监察委员会发布聘请的第一届特约监察员名单,众多监察员中有一位人物让群众一片哗然,他就是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教授。

翟振武会长让群众印象深刻,是因为他曾炮制了一篇神论文,在这篇论文中,他进行了放炮性大胆预测,他认为全面二胎会出现人口爆炸,人口峰值会达到4995万,这个预测虽然过了5年,但言犹在耳。虽然他屡次人口预测均错得离谱,但是却不影响翟教授平步青云,他连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,持续把控中国人口发展话语权,步步高升。

02翟振武的人口预测

在民间声名狼藉的翟振武又升官了,他有什么神能力呢?这个,我们不得而知。但是历数翟振武教授的神预测,很是让人目瞪口呆,让我们来回顾一下:

2008年(当时人口政策还没有转向),翟振武教授在接受羊城晚报访问时预测,“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,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,达到1900万(统计局发布1635万,但按抽样数据推算远小于1635万),差距265万。

2014年3月《人口研究》《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》一文中指出:立即全面放开生育政策,中国妇女时期生育水平峰值能达到4.5左右,出生人口峰值将达到4995万;全面放开二胎政策4年内,年度出生人口将每年增加2425万人,加上年出生的1600万,年出生人口将达到4000多万。

实际上放开二胎后,2016年出生人口1786万、2017年1723万、2018年1523万,分别差距2214万人、2277万人、2477万人,远低于翟的预测值。

翟振武的出生人口峰值4995万如何理解呢?这是一个难度极大的目标,要完成这个目标,从15岁的幼女,到49岁的大妈,全部都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二胎大跃进中去,方有可能完成。因此,翟振武炮制的4995万的神预测,不是一个学术问题,而是一个人品问题。

2014年11月,他改口了,在《国家行政学院学报》发文改口说全面二孩每年会出生3100-3850万,按照最低预算,也差距1314万人。

1个月后,也就是2014年12月,他在《北京日报》发文又说全面二孩后新生儿峰值不会超过2100万。距他炮制的4995万神论文才9个月,他的预测就从4995万降到了2100万。但是,即便是2100万的预测也与实际出生人口有314万的差距。

2015年翟振武教授接受第一财经采访,断言,“单独二孩政策‘遇冷’是一种误读”,全面放开生育时间没有时间表,需要继续稳定生育情况。

2016年1月,国家宣布全面放开二孩政策。翟振武:根据测算,2018年是年出生人口的最高峰,总和生育率会上升到2.1左右。而实际上2018年出生人口为1523万人,不但没有出现所谓的人口高峰,直接比2017年低了200万人,更是比之前卫计委对2018年的最低预测(2082.4万)少了559.4万。但是预测总和生育率高于政策生育率,翟教授的神预测不断强调全体民众违法生育。

…………

预测误差265万、2214万、2277万、2477万、1314万、314万、559万,越趋近现实,差距较小。但是以翟振武会长的身份,只要稍微关心一下,早几个月知道出生人口趋势是大概率事件,解释预测数据差距越来越小,可能根本不是基于预判,而是基于对数据的提前获知,然后加以修正。

03翟振武背后的计生功劳集团

在翟振武会长背后,是一个庞大的计生政绩集团,他们因为计划生育取得政绩,而得到重用,因此对计生有很深的感情,甚至以计生为事业。这个群体是一个争议极大的群体,涉及几百甚至几千万计生系统官员。据人民网报道,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成本高昂机构重复设置,全国有近4万个乡(镇、街道)设有人口计生办,其中3/4以上是单独设置,其余为综合设置,有3万多个服务站和5000多个站办合一的人口和计划生育机构。截至2005年底,全国人口计生系统共有工作人员5087万。

当然,何亚福老师说,人民网这个数据有误,他专门进行了考证,2005年底统计显示,国家、省、地、县、乡级人口计生工作人员50.9万人,总编制数42.3万个。另外,约120万名村级管理员和600万名村(居)民小组长承担村级人口计生工作。计生协会拥有9400万名会员。”计生协会会员只是挂名。

不管怎么说,计生集团是一个庞大的集团,计生一票否决制,形成了事实上的株连制,让这个群体的边界无限扩大,例如广东云浮市,女老师生三胎,夫妻被双双开除。14次强迫女老师堕胎的(37周也不放过),正是教育局系统的官员,而不是计生系统官员。东莞一女公务员哭诉正在走双开程序,因为她生三胎,让300人没有了计生奖金,150万计生奖金或就此泡汤,这让她成了全民公敌。一票否决制的株连制,让你的领导、同事都成了编外计生人员,形成了事实上的全民计生。

04他信用破产为何却平步青云?

对于人口数据的准确预测,对经济发展和政治竞争至关重要,对人口发展形势有着正确的预判,是实现教育、医疗、就业、交通、城市发展有效供给的基础。对人口预估不足,会造成公共资源供给不足,人民内部矛盾加剧;人口预估过高,会因重复建设导致资源浪费。人口再生产能力不足、人口数量断崖下跌的国家,即便短期人均财富增多,从长期看,全球竞争力衰落也只是时间问题。甚至会直接危害国家安全。总之,有效预判,关系着中华民族发展的未来。

翟振武作为中国人口学会会长,屡屡错误预判人口形势,导致人口政策调整滞后,对国家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。但是,他却平步青云,节节高升,牢牢把持着中国人口发展的话语权,实在令人费解。这或会传达国家选人用人的错误信号。让人误以为不需要有长远眼光,只需胡言乱语,溜须拍马,就可以获取高位。

对于炮制4995万神预测的翟会长来说,他的学术信用与道德信用已经完全破产,却被政府机关屡屡委以重任,这种政府选人用人的态度,传达给社会的信号是政府预判及选人用人的不接地气,或会导致政府信誉严重受损,让政府走到对经济形势、国际形势、战争与和平形势等等的其他预判都无人可信的窘境。

是时候了!对于屡屡错判人口形势,把持中国人口发展话语权,炮制二台峰值4995万神预测的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,是应该谢幕担责了。

【多知道一点】

梁建章批翟振武: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

前不久,中国人民大学翟振武教授接受广州日报专访时称:“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的10年间,全国平均总和生育率应该在1.65左右。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,总和生育率有所上升,超过1.7以上,并没有达到国际学术界认为的‘低生育率陷阱’临界值(1.5以下)。”这一断言严重误导舆论。

翟振武是中国人口学界核心人物,曾在2011年4月26日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,讲解人口问题。他自2014年担任中国人口学会会长,2018年连任该职,并被国家监察委员会聘为特约监察员,聘期至2023年3月。鉴于翟振武在人口学界的地位,有必要详细分析其言论及其影响。

一、翟振武过去的推算和预测

最能突出反映翟振武学术行为的,是他在2014年的论文《立即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》。该文称:“假若2012年立即全面放开二胎生育政策,未来4年内,我国年度出生人口将分别达到3540万、4995万、4025万、3540万。” 但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的2016-2018的3年里,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口分别仅1786万、1723万、1523万,峰值1786万也远不到翟振武预测峰值4995万的一半。

从二孩政策效果来看,翟振武的预测更是离谱。相对2011年1600万的基数,他预测政策实施后的出生人口增量高峰为3395万(即4995-1600)。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,相对2015年的1655万,政策实施后的增量高峰仅为131万(即1786万-1655万),不到他预测的1/20。

这并非翟振武对人口形势的严重误判的孤例。比如,他在2008年称:“目前中国每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,2012年将达到一个高峰,达到1900万。”这里的新增人口可能是记者笔误,他实际所指应是出生人口。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2006至2012年,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均约1600万,2012年仅1635万,远低于他预测的1900万。

又如,在单独二孩实施后的2014年,全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微降1.72至115.8,而出生人口则微升47万至1687万。但翟振武在2015年2月却夸大其词地称,2014年全国出生性别比“断崖式”降落,出生人口数量“跳跃式”上升。他还预测:“2015年出生人数会再度大幅度跳跃,一个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。2015年全年出生人数有可能会逼近、达到甚至超过1800万。” 但按国家统计局数据,2015年全国出生人口仅1655万,不但没大幅度跳跃,反而比上年减少32万。

再如,在全面二孩实施一年后的2017年2月,翟振武预计,“十三五”期间每年平均增加900多万人,最后在“十三五”末(即2020年)我们能达到14.2亿左右。但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“十三五”头3年2016、2017、2018的人口增量分别为809万、737万、530万。而且,未来两年的新增人口会远少于530万。即使维持在530万的水平,“十三五”期间每年平均增长也仅627万,比他预测的900多万要少30%多,总人口最多仅14.06亿,远不到14.2亿。

翟振武不仅严重误判人口趋势,还缺乏基本常识,甚至为了支持限制生育而信口开河。比如,2011年5月8日《瞭望》的报道引用翟振武的话:“人口年均增长率的世界平均水平是3‰……由于中国实行了有计划的生育政策,人口年均增长率正在接近世界平均水平。”实际上,2010年世界人口年均增长率约11‰,远高于他所说的3‰。又如,2013年11月12日《人民日报》刊登采访翟振武的报道说:“1970年,全国人口6亿多”。但1970年全国人口就已超过8亿。

二、对全面二孩之前生育率的估算

预测出现偏差,或偶尔口误都情有可原。即便预测偏差较大也可归为专业水平欠缺。但一而再再而三地在同一个方向上错得如此离谱,令人怀疑这是在故意扭曲。翟振武近日言论似乎在继续这种行为。

翟振武称,以公安户籍登记数推算,2006-2014年间,中国总和生育率为1.71。公安数据并不公开,不知道他如何获取这些数据,更无法验证他的计算。由于户籍政策调整,不同年份数据之间存在不一致性,甚至有一人多户。 笔者今年曾协助起草一份全国人大建议,解决一人多户乃至学籍与户籍错配的问题;很多人当年让孩子在外地上户以规避计划生育处罚,等户籍脱钩计划生育后又在本地上户,导致一人多户。

翟振武称,他根据2017年小学在校人数算出2007-2010年生育率为1.69。但自1997年中央分担部分教育经费后,在校学生数长期有虚报倾向。在2013年采纳电子学籍后,各年级在校学生数就普遍缩水10%以上。虽然学籍管理日趋严格,但因为在校学生数涉及教育经费,虚报现象难以杜绝,而在电子学籍采纳之前的虚报更难清理。教育部门删除重复学籍非常谨慎,甚至还需家长申请。

针对人口和生育,国家统计局每年按惯例会公布1‰ 的抽样调查生育率,以统计公报公布出生人口数,尾数逢0年份会进行人口普查,尾数逢5年份会进行1%抽样“人口小普查”。其中,每10年一次的人口普查耗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,是和平时期最大的社会动员;其必要性正是因为其他数据源难以准确反映人口状态。此外,卫生机构每年还会公布分娩数据。

表1显示了不同来源报告或推算的2007至2010年出生人口。其中,2010年人口普查和2015年1%“人口小普查”使用对应岁数的人口,后者按全国总人口成比例调整;由分娩数推算的是当年卫生机构活产数/住院分娩率;2017年在校生分别是各年级学生数,假设所有孩子6岁上学,且没有变更年级。据生命表推算,2006年以来,0至12岁的累计死亡率不到2.5%,所以忽略夭折对分析影响有限。

根据表1,翟振武在估算生育率时采用的在校生数要远高于其他数据。 针对2007-2010年的总和生育率,根据国家统计局公报计算为1.56、2010年人口普查回测为1.46、2015年"人口小普查"回测为1.51、每年抽样调查数据直接计算为1.37、由分娩数推算为1.37。 如果去掉偏低的普查年份2010年的数据,结果则分别为1.57、1.54、1.53、1.42、1.37,全部显著低于翟振武由公安数据估算的1.71和由教育数据估算的1.69。

在各种方法中,根据每年抽样调查数据计算总和生育率最直接,也是国际上通用的方法。虽然使用的抽样仅1‰ ,但不受汇总数据利益的影响。人口普查数据是系统性采集,较好地保持数据的内部一致性,理应是最全面和最权威的人口数据,其准确性也为“人口小普查"所佐证。

相比之下,公安、教育数据不仅有虚报倾向,而且由于采集时间不同和方法差异,存在内部不一致性。在估算总和生育率时,教育数据只能提供在校学生数,而母辈数据必须来自其他数据源。这些因素给偏差性使用数据留下空间。

特别是,总和生育率的估算涉及年龄别妇女数量、生育年龄分布和出生人口的选取等环节。如果在每个环节刻意选择有利数据,导致5%的偏差,那三个环节就能带来15.8%的偏差。如果实际生育率是1.45,这种选择性使用数据甚至可以算出1.68。鉴于翟振武过去预测的一贯表现,和他解读数据的扭曲和夸张,无法排除他对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过程中,选择性使用数据以得出严重误导的结论。

翟振武还提到,“根据国家卫计委2017年全国生育调查,45岁妇女在结束生育期时,平均生育了1.68个孩子。这就与教育部、公安部获取的数据计算结果基本一致。” 但在2017年45岁的妇女,是生于1972年的70后,在他计算生育率的2007-2010年区间里,已是35-38岁,早过了生育高峰;而生育高峰落在2007-2010年的妇女,在2017年应是34岁左右,即出生于1983年的80后。我们根据每年抽样调查生育率重构的数据,计算她们在2017年的累计生育率只有1.25,终生孩子数难以超过1.4,根本不能佐证翟振武根据教育和公安数据计算的结论。

三、对全面二孩效果的判断

使用滞后于生育状态的教育数据来“修正”生育率,有着深刻的教训。比如,2000年人口普查当年的调查生育率是1.22。尽管之前诸多调查显示,总和生育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已低至1.2-1.5,但官方学者使用教育数据把人口普查1.22的生育率上调47.5%到1.8。在此之后近10年时间里,计划生育部门把“修正”后的1.8奉为权威数据,一再贻误人口政策调整。然而,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回测,当年的生育率仅1.35。

翟振武使用教育数据断言中国没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,是故伎重演。 比可能虚高更严重的问题是,教育数据反映的是至少六年前的生育状态,无法体现生育意愿的快速变化。

如果从抽样调查数据来判断,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后就已大幅下降。在2007-2010年,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为分别为1.45、1.48、1.37,1.19;除去人口普查年份较低的2010年数据,平均为1.43。而2011-2015年的抽样调查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.04、1.25、1.22、1.26、1.05,平均为1.16,比2007-2009年要低19%,其中的最高值都要低于2007-2009年间的最低值。

不过,由公报出生人口来推算,总和生育率在2010年前后基本稳定。其实,统计公报的与抽样调查的数据之间一直存在差异。在2001-2009年,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比由抽样调查生育率推算的要多98万至267万,平均每年多180万。但在2011-2015年,这个出超进一步扩大到291万至523万,平均每年要多387万。如此之大的差异究竟如何解释,恐怕要等到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公布。

如果以人口普查为准,抽样调查倾向于低估生育率,而统计公报倾向于高估生育率,但抽样调查生育率要比公报推算的更可信一些。 在2001-2009年,抽样调查推算的出生人口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,年均少71万;而统计公报出生人口要比人口普查回测数据,要多23万到230万,年均多107万。使用2000年和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核实,我们也发现抽样调查数据也要比每年统计公报推算的数据,更能如实反映出生人口的长期变化趋势。

抽样调查生育率是由1‰的抽样样本直接计算,而统计公报的出生人口其实也是基于相同的样本,但在计算中进行了加权调整。虽然由于样本的变化,抽样调查生育率可能表现出更大的波动性,但并不像公报出生人口那样受到认知偏差的影响。

如果说2011-2015年的生育率依然迷雾重重,对全面二孩政策效果预测一错再错则是昭然若揭。表2的预测来自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主编的《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》,该报告排名首位的专家正是翟振武。尽管之前单独二孩政策实施效果预示了中国生育意愿的低迷,但这个在全面二孩实施之初公布的预测依然是谬之千里。

按该报告预测,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,出生人口高峰将出现在2018年,但公报出生人口在2016年当年就见顶了。根据统计公报数据,2017年的出生人口仅1723万,比最低预测2023万少了300万,甚至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70万还少47万;而2018年出生的1523万,比最低预测2082万少整整559万,比不放开二孩的预测1725万还少202万。

坦率地说,我们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初,对政策效果的估计也过于乐观。但对于一直警示中国陷入低生育率危机的我们来说,现实比我们预料的还严峻,只是更强烈地印证了我们的忧虑。此后,我们在2017年10月发表的《从十九大的人口政策内容来看人口数据将面临的两大冲击》一文中则提到:“2018到2021年的出生人口将远远低于国家卫计委的预测,甚至可以明确地说,出生人口能达到国家卫计委预测下限(低预测)的可能性都是零。”2018年的数据符合这一判断。

四、对未来人口趋势的预测

翟振武的人口预测一错再错,并未让他有所顾忌。除了坚称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总和生育率超过1.7外,他还明言,“中国未来的生育率可能会降到1.6左右,不过,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” 他的言下之意是,中国生育率会长期维持在1.6以上的水平,而不会跌入低生育率陷阱。这种说法完全掩盖了严峻的低生育率趋势。

根据抽样调查数据,2015、2016、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.05、1.24、1.58。而根据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这三年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.53、1.66、1.63。后者比前者在全面二孩实施前的2015年要高46%、在实施后第一年2016年要高34%,但到2017年则仅高出3%。由两种方法得出的总和生育率为何在2017年奇迹般消失不得而知。

虽然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看起来接近翟振武的预测,但其中很大部分归因于二孩政策堆积的暂时性因素,因而会很快消失。根据抽样调查数据,1.58的总和生育率中,一孩、二孩、三孩和以上的生育率分别为0.67、0.81、0.11。其中,二孩生育率比一孩生育率还高,甚至占到总和生育率一半以上。由于生了一孩才能生二孩,所以在生育状况稳定时,二孩生育率必然低于一孩生育率。去掉二孩堆积因素,即使假定生有一孩的父母中有高达60%的母亲会生育二孩,那么2017年的自然总和生育率也只有1.18(即0.67+0.6*0.67+0.11)。

这一趋势在2018年更为明显。该年的抽样调查生育率还未公布,但由统计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生育率仅为1.46,比2017年的1.63降低了10%。在2017年,二孩数量是一孩的1.22倍,而二孩生育率是一孩的1.21倍,两个倍数相近。而在2018年,二孩依然比一孩多,意味着二孩生育率至少与一孩生育率大致相当。也即2018年1.46的总和生育率中还有约1/4可归因于堆积。 去掉该因素,自然生育率仅1.1。

因此,随着堆积趋于消失,总和生育率将快速跌落到1.2甚至更低的水平,将远低于欧洲和美国,也显著低于日本,与韩国、新加坡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同处世界最低之列。中国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确凿无疑。

这一趋势早就体现于一孩生育率的持续低迷。 从2001到2007年,抽样调查的一孩生育率分别仅0.67、0.80、0.78、0.72、0.56、0.69、0.67。由于对生育一孩从未有限制,不存在瞒报一孩的动机,所以低估一孩生育率可能性很小。

妇女推迟或放弃生育都可能拉低一孩生育率。如果只是推迟生育,那一孩生育率会先降后升,但如果是放弃生育,那一孩生育率下降之后不会回升。实际情况可能介于两者之间,特别是很多推迟生育的妇女,在未来即使想生也未必如愿。从近年一孩生育率总体不断走低,且持续如此之久来看,未来生育率回升有限。即使一孩生育率最终回升并稳定在0.8,那也意味着20%的妇女将终生无孩。

翟振武在专访中提到,“50岁以上的妇女生育子女数为零的不超过3%,也就是中国有97%的妇女至少生过一个孩子。“ 后半句翻译成学术语言就是,中国妇女的一孩生育率高达0.97。而过去7年的数据显示,一孩生育率介于0.56-0.80。翟振武弃用最近几年直接反映育龄妇女一孩生育的数据,却从50岁以上妇女的终生生育状态,来间接推算目前妇女的一孩生育率,不知道他意欲何为?

近年持续走低的一孩生育率说明,中国目前生育主力90后的生育意愿已大大低于之前代际的妇女。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,中国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.91,而非农业户口女性的生育意愿仅1.46。 相比之下,日本和韩国的生育意愿都高达2,虽然它们的实际生育率分别仅1.46和1.22;中国农村的生育意愿都低于以低生育率著称的日本和韩国。

而且,进一步城市化、教育水平提升、养老体系完善、养育竞争白热化等都会继续挤压生育意愿。由于长期一胎化政策的潜移默化,中国城市已把生育一孩当成了默认选择,农村在向城市看齐。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。这也意味着,在中国一孩生育率与东亚其他地方看齐的情况下,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未来只会更低。

此外,导致未来出生人口下降的因素,除了堆积消失及生育意愿弱化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之外,是育龄妇女的大幅减少。从2018到2028的10年间,22-30岁的育龄高峰期妇女将萎缩37%。再考虑到生育率下降,出生人口在10年内有望降到1000万以下。图1是我们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、近年公布出生人口数及各年抽样调查年龄别生育率的相对比例,对过去和未来出生人口的推算和预测,假设未来总和生育率在堆积反弹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到自然水平。

翟振武他在专访中提到,“今年(即2019年)出生人口可能会在1500万上下。” 但根据我们上述预测,2019年的出生人口会继续锐减,减幅会小于2018年的200万,但依然可能超过100万。而这只是未来出生人口雪崩的开始。

翟振武进一步声称,“在总和生育率为1.6的情况下,中国人口总量在2028年将达到峰值,然后开始下降。到本世纪末,中国人口数量接近10亿。” 严格来说,这并非人口预测,而是基于一个目前看来高不可及的假设,绘制完全虚幻的远景。如果生育率5年内逐步跌至1.2,那中国人口将早至2021年达到高峰,到本世纪末总人口将跌至6.5亿,到2150年将跌到3.3亿。

如前所述,2017年的总和生育率,抽样调查为1.58,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为1.63;2018年的抽样调查数据未公布,但由公报出生人口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1.46。 而去掉全面二孩政策带来的堆积效应,中国自然总和生育率不到1.2,远远低于翟振武声称的长期高于1.6的水平。

在我们看来,翟振武通过严重高估生育率,来极力淡化中国未来低生育率的严重性,误导舆论以继续拖延人口政策的改革。从其一贯言论来看,翟振武不仅在人口形势判断上毫无学术信誉,在人口理念和政策建议方面,也违背基本的逻辑和常识。在超低生育率危机成为中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的背景下,我们相信,历史会记住哪些人说过哪些话。

作者|梁建章(携程创始人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、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)、黄文政(中国与全球化智库特邀高级研究员、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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